我们也可以这样超简化地说：作为货币的比特币的出现就是对一种对已有货币机制的替代的再替代。

市场化改革使得资源要素得以自由流动，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打开了空间。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以乡镇为基础，以产业集聚和产品品牌为特色的民营经济集群。

1980年代中期，温州人克服了三少一差的困境，闯出了温州模式，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民营经济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柳市镇是中国电器之都，是国内最大的低压电器集散中心，主导产业为高低压电器、电子、机械、仪表，涌现出正泰、德力西、天正等一批知名品牌，培育出4家全国500强企业，被誉为中国品牌第一镇，经济总量在浙江乡镇中排名第一，在全国排第14位。民营经济演绎出绚丽多彩的中国故事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抓住了一次又一次全球化机遇，顺应了市场化大潮，利用了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和政策红利，形成了温州、晋江、佛山等一批丰富多彩的发展模式，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为全球经济稳定繁荣提供了中国样本。2020年第18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比赛主场馆落户陈埭。

在2018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六方面政策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再次注入动力、保驾护航。进入新时期，随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普及，新增劳动力的结构和素质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正在转化为素质红利，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和转型创新提供高素质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再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当初不能说完全没有想到，当初也在讲421家庭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情况其实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现在的问题可能还真的都不仅仅是421的问题了，4的上边说不定还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还真可能是出于一种洁癖，他觉得就这样整齐、整洁、干净，这多好。这种致命的自负导致人们产生一种想象，并要按照这种想象来改变周围的这个社会，周围的这个世界。三个，就多了，那最好就生两个。他就坐在家里想，就坐在办公室里想，就觉得这些小推小贩都把他赶走了，都把他弄到一个比较大的漂亮的超市里，这多好啊。

因为这些制定政策的人，其实很多的事情往往他自己都不干，比如说出去买菜等等，这样的事情他自己都不做。这些年，很多城市做的那些事情都和整齐划一有直接关系，这其实集中的体现了他们的一种审美，就觉得这东西漂亮，这东西好看。

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的经济应当说有了非常大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确实是事实。问题是，还不仅仅是一种自己的审美，而是要把这种审美强加给整个社会，强加给别人，要按照这种审美来改造周围的世界。进一步说，现在的问题好像还不仅仅是在这个层面，更进一步的，现在你能够感受到，拍脑瓜，长官意志，大轰大嗡，甚至成为一种比赛，好像在比谁在这上做的响动更大。他觉得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这样做多好啊。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什么呢，说到底是缺少对于民生的敬畏之心。为什么会跳出这句话？想了想可能和当时的猪肉问题有关，和大家对于猪和猪肉的议论有关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的受援助地区某些福利项目已经超过了作为援助方的国内最发达省份、一线城市。且不说新中国如何摆脱了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单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5亿，贫困发生率30.7%，到改行2008年标准前夕的2007年，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就锐减至1479万，贫困发生率1.6%。

预计今年年底90%以上贫困县将实现摘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或许是我们适时调整的时间窗口。毕竟，我始终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而中国减贫的实践成就举世无双。

有的省区严重依赖援助，却实行了全民免费体检，而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做到。我于1993年考入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正是在19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长期以来，西方机构投资者通常将新兴市场投资视为边际投资（marginal investment），当主流投资（mainstream investment）组合收益率不高时，可以用新兴市场投资来加以补充。与此同时，我们的脱贫成就要想持久，我们需要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之上及时、稳妥调整转型，特别是要调整压缩扶贫中的转移支付成分。在西方，享受全面社会保障的第一代人经历了19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至今已经难以收拾了。[5] 2018年，国家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220906.1亿元，占GDP总量的24.5%，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27084.1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12.26%、GDP总量（900309.5亿元）的3.01%。由于相当一部分掌握话语权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长远思维，以个案煽情取代对全局的冷静客观思考，要么有意哗众取宠，致使某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人道主义长期占据了政治正确地位，不仅导致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问题来得更快、更严重，而且加剧了外来移民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1]根据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迈克尔·博多（MichaelBordo）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当时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大1倍。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现在，这种现象始终存在。[2] IMF：《金融与发展》中文版，14页，2002年3月。

[5] 2008年财政支出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第264页，2015年财政支出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第212页。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跨境资本流动 精准扶贫 。

早在1950年代英国等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乐意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动力大大衰减，1950年代的《美国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

19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则多半是资本帐户收支的异常变动所致，因而往往是货币危机与狭义金融危机并发的双重危机。按2008年标准，2008年农村贫困人口4007万，贫困发生率4.2%，到2010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至2688万和2.8%。因为古今中外历史实践表明，与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包括扶贫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实施时间过长，都会严重削弱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甚至埋下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世界银行1998/99年《全球经济展望》（GlobalEconomic Prospects）报告选择了21个至少两年中每年资本内流占GDP比例平均在2%以上的国家，时间跨度在1976—1996年间，发现其中出现了27次资本大规模内流，其中17次出现了20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双重危机，还有1次濒临危机。

因此，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对国际利率变动一向敏感，西方成熟市场母国利率些许变动，就可能导致跨境资本流量和方向发生重大变化。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

欧洲难民危机潜藏着可能根本颠覆其社会的风险，而这一危机之所以爆发，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过度慷慨的社会福利。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

二战之后至1990年代以前的货币危机常常是财政赤字和经常帐户收支危机所致，与狭义的金融危机未必有关。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相信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传染在这两年还会显示出重大现实意义。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19018.6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1%、GDP总量的2.95%，比2008年占GDP总量比重上升37%。[3]《时运变迁》，190页。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选择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博士后研究选题，实属顺理成章。

他们三人获得今年诺奖的主要研究领域——扶贫并非我的关注重点，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前期研究的跨境资本流动则一直是我高度重视的主题，1990年代我读研究生、博士和做博士后时对此问题相当关注，我的博士后论文题目就是《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一旦母国利率提高，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就可能大规模回流。

2015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175877.77亿元，占GDP总量的27.31%，比2008年占比上升41%。在短期国际游资冲击下频繁发作的金融危机不仅令当事国创巨痛深，而且波及全球。

[6] 财政支出总额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已经如此之高，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扼杀经济活力和国民奋斗热情的边缘？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矛盾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我们是否乐意看到自己国家落到这一步呢？即使社会越来越关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根溯源，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社会福利制度。